同花证券红军的第一套制式军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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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民军队在成立之初，并没有自己的军服，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大多数穿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服装。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中国红军第4军正式成立，但由于经济困难且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一直无法大量生产军装，部队着装比较混乱。直到1929年，红4军入闽西，解放福建长汀，筹得军饷，才参照当时苏联红军军服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初步设计出具有红军特色的军服，由毛泽东等红4军领导亲自审定，最终确定为红军第一套制式军装。

◆电影《古田军号》剧照。

这套军装为灰蓝色布质，上衣为仿中山装式，开襟，衣前的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上贴口袋；领口佩缀红领章，当时恰逢列宁逝世5周年，为缅怀列宁的丰功伟绩，领章上绣着黑边，表示纪念；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军帽为八角帽，上缀一颗布质红五角星帽徽。

红4军入闽解放汀州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当时的起义部队大多数穿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服装，为了与旧军队区别，起义部队每人系一条红领巾。同年的秋收起义中，由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安源路矿工人，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等组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也是穿着各式服装，没有统一。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军在江西宁冈县胜利会师。朱毛会师的时候，毛部有1000余人，朱部有2000余人，与朱部同时上山的湘南农军有8000余人，全军有10000余人。

5月25日，根据六大期间留守中央的任弼时修改签署的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关于“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的规定，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名为中国红军第4军，简称红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士兵委员会主任。同年6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的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为中国红军。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4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向赣南进军。不久，在吉安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与李文林、段月泉等分别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会合。这时，井冈山已被敌人占领，原定的内外线配合以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会剿”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且蒋桂战争已爆发，2月21日桂系袭击长沙，酿成湖南事变，湘粤赣三省敌人由于自相争斗，不能再向红军进攻。鉴于这种情况，红4军遂于2月下旬经广昌、石城等地向闽赣边界挺进。3月14日，红4军在闽西长汀长岭寨消灭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2000多人，击退旅长郭凤鸣，进占长汀城，取得了红4军入闽第一仗的胜利。

红4军解放长汀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28团主力改为1纵队，28团一部与军部特务营合并为2纵队，31团改为3纵队。每个纵队约1200人，分2个支队，每支队辖3个大队，大队以上设立党代表。

进行整编统一军装同花证券

红4军在井冈山成立以来，由于经济困难且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统一军装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当时随着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军多次向井冈山发动“会剿”以及长期的经济封锁，加上两军会合后，聚集的部队人数众多，井冈山上的红军生活物资十分匮乏。陈毅曾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里这样记述：“在隆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服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此期间，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两个月没有一文零用钱。”由于给养不足，红4军当时连吃饭都成问题，想统一军装更是不现实的事情。

战士们为了保暖，只能有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部队中有的穿缴获的国民党士兵的军装和沿途打土豪得到的衣服，有的穿工人、农民衣服，还有的穿土豪的长袍马褂。而且这些衣服大多十分破旧，有些甚至到了衣不蔽体的地步。为了便于作战和管理，统一服装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长汀，红4军通过各种方式筹措到约5万元军饷，毛泽东和前委们（前敌委员会）经过讨论研究，决定用于4件事情上：一是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寄去3万元，以解中央经费的燃眉之急；二是拿出500元，派红4军干部前往江西瑞金大柏地，赔偿给在大柏地战斗中遭受损失的当地群众；三是给红4军官兵每人发4元军饷，这也是红4军第一次发放军饷；四是为战士们赶制4000套军装，每人一套。

◆制作红军军服的工具。

当时，郭凤鸣在长汀建有一个被服厂，厂里有12台缝纫机和一批布匹，战斗结束后全部被红4军接收了过来。时任红4军军部副官的杨至成即刻着手四处招收缝纫工人，将个体分散的裁缝和接收的服装厂工人组织起来，在长汀县城南门街郑屋成立了红军临时被服厂（即后来的中华苏维埃被服厂），主要生产军帽、军服、米袋、绑腿、干粮袋、子弹袋、被单、夹被、毛巾、袜子、背包以及红领章、红布帽徽等当时急需的军需品。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作为闽西重镇的长汀县，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长汀县城人称“小上海”，县城人口约两万人，物产丰富，商贾云集，手工作坊遍布城乡，经济基础好，许多在上海能买到的物品，在长汀也能买到。被服厂成立后，红军有了机器和布料，但军服该如何设计，用什么色调、什么款式，却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1929年3月，红4军在长汀进行整编后，杨至成被任命为军部副官长。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协助军需处为全军制作军装，毛泽东、朱德、陈毅都参与了军服的设计和审定。

考虑到红军要经常在山地行军作战，灰色最不容易暴露目标，军服的颜色被设计为灰蓝色。军服的样式，借鉴了当时苏联红军军服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在此期间，杨至成向毛泽东、朱德提了一个建议：为了统一美观，给每套军装配上红领章和红帽徽。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好啊，只要条件许可，就把我们的红军打扮得更漂亮、更威武一些！”

红4军前委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最终确定了红军第一套正规军装的设计方案：布料使用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的大地；上衣采用中山装式样，领口两边配有红领章，代表两面红旗，胸前和腰部共有4个口袋；裤子是半长的阔腿样式，配有一副绑腿；军帽参照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正面点缀着一颗用红布做的五角星。军装还在一个细节处进行了特殊设计：在两个红领章上绣一圈黑边，因为当时恰逢列宁逝世5周年，红军用这种方式表达纪念。

军服设计虽然确定了，但当时商店没有蓝灰布，军需处就与染布坊联系，把布匹染色。时间紧、数量多、工人少、机器不够用，被服厂就实行两班倒，日夜加班赶制。军需处还找到20多家私营服装店老板，委托他们帮助加工军服。

从审定到制作，短短几十天，4000名红军，从军长到士兵，每人都领到了一件崭新的灰蓝色带红领章的军装、一顶带五角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腿及两双胶鞋。不少战士洗了澡，理了发，再穿上新军装，整齐划一。

◆古田会议纪念馆珍藏的一套1929年红军军服。

这是红军自井冈山创建以来第一次统一军装，军容焕然一新。灰蓝的颜色，鲜红的领章，独特的八角帽和五角星帽徽，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红军最显著的标识。1929年4月1日，部队在长汀县城南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广大官兵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的检阅。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4军第九次党代会在距离长汀县不远的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即古田会议），红4军各级官兵代表们就是穿着这套军装参加会议的。

这是红军第一套正规的制式军服，而且第一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实现了军服的统一。多年后，朱德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仍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这样写道：“朱将军说，我们终于有了第一批正式的红军军装。它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

1932年以后，各地红军的军服基本上趋向一致。上衣为灰色中山装式样，立翻领，4个带盖加扣的明兜，领口上缀红领章；下衣是有插手口袋的西装式军裤，打绑腿；军帽是八角帽，帽徽为红布五角星。由于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红军军服样式虽然统一，但布料、颜色还不尽相同。大部分红军军服颜色为灰色，少部分也有蓝色或藏青色。

诞生于1929年的第一套红军军装，不仅在当时展示出了红4军的军威和军容，更成为此后红军的形象象征。此后的岁月中，我军军服的样式虽然几经变迁，但不管是在二万五千里的征途，还是在解放战争的战场，都能看到镌刻着红五星和红领章的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这种军装的定义，一直延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象征。